典論 語譯 文人彼此輕視，自古就已如此。傅毅比起班固，文才不相上下；可是班固卻輕視他，在寫給弟弟班超的信上說：「武仲因為會寫文章而擔任蘭臺令史，可是他一下筆就寫個沒完。」一般人喜好炫耀自己的長處，可是文章並非只有一種體裁，很少人能將各種體裁都寫得很好，因此各拿自己的長處，輕視別人的短處。俗語說：「自家的破掃帚，卻當作千金寶物。」這就是看不見自己缺點的弊病啊。當今的文人有：魯國的孔文舉、廣陵的陳孔璋、山陽的王仲宣、北海的徐偉長、陳留的阮元瑜、汝南的應德璉、東平的劉公幹，這七位先生，在學問上無所遺漏，在文章上不抄襲他人，都自以為是馳騁千里的良駒，各恃其才而並駕齊驅。想要使他們互相欽服，實在不容易啊！君子先審察自己再去度量別人，所以能夠免除上述的毛病，我本著這個觀念，而寫了這篇論文。 王粲擅長於辭賦，徐幹的辭賦時常帶有舒緩的語氣，但是可與王粲相匹敵。像王粲的初征、登樓、槐賦、征思，徐幹的玄猿、漏卮、圓扇、橘賦，即使是張衡和蔡邕也無法超越。可是他們其他體裁的文章，卻未能與辭賦相稱。陳琳、阮瑀的章表書記，是當今最傑出的。應瑒的作品平和卻不雄壯；劉楨的作品雄壯卻不綿密。孔融的才情氣質高超美妙，有勝過常人的地方，可是不擅長於議論，說理不能勝過文辭，以至於文中夾雜戲謔的語句。至於他所擅長的作品，可以和揚雄、班固媲美。 一般人重視遠古而輕視近代，崇尚虛名而背棄實學，又患了看不見自己短處的毛病，總認為自己的文章最好。文章寫作的基本道理相同，可是各類文體卻有不同的特性。奏議應力求典雅，書論須說理明白，銘誄以真實為貴，詩賦要辭藻華麗。這四類文體的表現方法各不相同，所以寫文章的人各有自己的偏長，只有通才才能同時精通各類文體。 文章以作家的才氣為主，而作家的才氣表現在文章上，有清濁兩種不同的風格，這不是可以勉強求得的。譬如音樂，雖然曲調相同，節奏的法度也一樣，由於運氣的不同，本性上又有巧拙的差異，即使父兄有高超的技巧，也無法將它傳授給自己的子弟。 文章，是治理國家的大事業，也是名垂千古的大事。人的壽命總有終了的時候，榮華安樂也只在於生前，這兩者有一定的期限，不像文章可以永遠流傳。古代的作家，把生命寄託在文章中，將思想表現於著作裡，不必憑藉良史的美辭評論，無須依託權貴的勢力，聲名自然流傳到後世。所以，文王被囚時推演易卦，周公顯達後制作周禮；他們不因困厄不得志而不努力著述，也不因生活安樂而轉移創作的念頭。如此看來，所以古人輕視徑尺的璧玉而珍惜分寸的光陰，就是害怕時間白白地過了。可是現代人大多不努力，貧賤就畏懼飢寒，富貴就縱情享樂，於是只圖眼前的事務，卻遺忘了流傳千秋的功業。歲月消逝，體貌衰老，很快地隨著萬物一同死去，這是有志之士最大的悲痛啊！孔融等人已經去世，只有徐幹著有中論一書，自成一家之言。 ○乙內容分析 有關於文學批評的幾個問題，如文學的價值、作家的個性與作品的風格、文體、文學的批評態度等，本文都探討到了。曹丕以獨到的解，突破兩漢以來輕視文學的觀點，指出文學的獨立地位，提示文學的寶貴主張。雖然他對這些問題，僅僅是略引端緒，但對後代的影響十分重要。 第一段，作者首先以班固藐視傅毅為例，批評「文人相輕」的惡習。自漢末以來，士大夫之間品評人物的風氣很盛行，尤其注重才性的探討。往往看重自己和與自己才性相同者的優點，而輕視他人的長處。曹丕在第一段文中，反對自古以來文人相輕的積習，指出其原因在於「夫人善於自見，而文非一體，鮮能備善。是以各以所長，相輕所短」。還提出「審己以度人」的原則作為補救辦法。也就是說，人們應該首先正確地、全面地評估自己的優缺點，再拿同樣態度公正地去衡量別人。 第二段，曹丕以審己度人客觀的態度評論七子的得失短長。曹丕將王粲和徐幹以擅長辭賦為一組；陳琳和阮瑀擅長章表書記為一組；應瑒和劉楨論之以文章氣勢為一組；孔融獨為一組，論文氣和內容。曹丕認為建安七子在創作上各有所偏而不能備善，都不是通才。王粲以寫辭賦見長，好的作品可以敵過前代辭賦大家張衡和蔡邕。徐幹的辭賦缺少遒勁之氣，但也可以與王粲媲美。不過，這兩人其他體裁的作品就比較平平。陳琳和阮瑀的奏章文告在當代最為出色；應瑒的文章氣勢平和而不雄壯，劉楨的文章則雄壯而又欠嚴謹精密。孔融的氣質才性都很高妙，超過一般人；他的缺點是不善於議論，以至於常夾雜戲謔的詞句，但其中也不乏好的作品，甚至可以比得上古代名家揚雄、班固的同類文章。 第三段，曹丕對文體提出己見。他說：「夫文本同而末異，蓋奏議宜雅，書論宜理，銘誄尚實，詩賦欲麗。」所謂本，大致是指基本的規則而言，這是一切文章共同的要求。所謂末，是各種文體的不同特點。奏議、書論，晉以後所謂無韻之筆；銘誄、詩賦，晉以後所謂有韻之文。因文章具體功能殊異，而體裁和表現手法也就有所不同。雅、理、實、麗，各為其特點（儘管這裡所提到的各種文體特點，未必完全正確）。在曹丕之前，人們對文章的認識限於本而不及末，本末結合起來的看法，在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由曹丕首先提出，並推進了後來的文體研究，如從陸機的文賦、李充的翰林論、摯虞的文章流別論到劉勰的文心雕龍。 本段文字開頭討論文學批評者的態度。首先指出兩種錯誤觀念：一是「常人貴遠賤近，向聲背實」；一是「闇於自見，謂己為賢」。所謂「貴遠賤近」，就是厚古薄今，王充對此早有批評。曹丕不僅在文學上堅持今勝於古的發展觀；在歷史觀方面，他也主張漢勝於周。認為漢文帝、武帝、昭帝比起周初帝王並不遜色，這在當時是十分卓越的見解。所謂「向聲背實」，就是崇拜虛名、迷信權威的思想和脫離實際的形式主義。曹丕上述意見，後來劉勰在文心雕龍 知音篇中進一步補充和闡釋。對於「闇於自見」的錯誤指斥，則是作者獨創的新論。作者從對不同文氣和不同文體的認識出發，說明不同的作家作品都各有短長。「闇於自見」的人，必然是「善於自見」的人，「闇於自見」的是自己的短處，「善於自見」的是自己的長處，這樣「各以所長，相輕所短」，就不可能產生正確的文學批評。 第四段，曹丕提出「文氣說」。認為「文以氣為主」，而「氣之清濁有體」。清是俊爽超邁的陽剛之氣，濁是凝重沉鬱的陰柔之氣。後來劉勰 文心雕龍體性稱「才有庸儁，氣有剛柔」、「風趣剛柔，寧或改其氣」；沈約在宋書 謝靈運傳論稱「剛柔迭用，喜慍分情」；清代 桐城派古文家以陽剛陰柔之美分析文章，多少是受了曹丕 典論 論文的啟發。曹丕認為有氣有不同，不可力強而致，還以音樂作比喻，非常貼切。相同的曲調板眼、相同的節奏旋律，用不同的樂器演奏，音色固然不同；而不同的人唱起來，也就有好壞的差異。這差異就文章來說，就是才氣。一篇作品的氣勢、聲調、語言，和作家個別的才性、生活、思想，血脈相通，形成各家獨特的風格。因此，各有所長，難可兼擅。徐幹則「時有齊氣」，應瑒則「和而不壯」，劉楨則「壯而不密」，孔融則「體氣高妙」。但作者強調氣的「不可力強而致」，「雖在父兄，不能以移子弟」，不免流於「天才決定論」。而且強調作家個別的才性，忽略了作品風格是作家生活的環境和藝術素養的結果，因此他的說法不夠周延。 第五段，曹丕高度肯定文學作品的價值。曹丕不像漢武帝把作家當作倡優，把辭賦比作博弈，而把文章看成是「經國之大業，不朽之盛事」。他號召作家們排除一切干擾，抓緊時間努力創作，不要「營目前之務，而遺千載之功」。這一號召，無疑地對當時文學的發展有鼓勵作用，表現建安時代作家的創作自覺。曹丕強調「年壽有時而盡，榮樂止乎其身，二者必至之常期，未若文章之無窮」，似乎對立德、立功、立言三不朽中獨標立言。當然這也是有所感而發，七子凋零，而文章尚在，這正是年壽有限，榮樂止乎其身，而文章能傳之久遠之明證。另一方面也未嘗不是針對曹植 與楊德祖書所謂：「辭賦小道，固未足以喻揚大義，彰示來世」，並舉揚雄「壯夫不為」的話來說的；曹丕與周文王窮厄之時演易，周公顯貴之時制禮，真是針鋒相對。 ○丙寫作特色 典論 論文文章篇幅短小，總共不滿六百字，但它的內容含量卻相當大，論述的問題很多，既有理論，又有批評。理論中既有關於文學外部規律如功用價值的論述，又有對文學內部規律如文氣問題、文體特點的闡發。批評中既有對錯誤態度的批評，又有對多位作家作品的具體評論。可說是一篇名副其實的文學理論批評文章，受到歷代文論家和政治家的高度重視。劉勰 文心雕龍 才略篇稱讚：「典論辯要。」意即典論論文一文立論嚴密、精闢、簡鍊、扼要。此外，典論論文雖是理論文字，並不枯燥，作者信筆寫來，自然、真切、熱情、誠懇，娓娓談來，如與朋友道家常，很能引發興味。清人洪亮吉曾提及讀至典論 論文最後一段時，「感此數語，掩卷而悲。」可見，作為文學批評，典論 論文相當成功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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